王海兰是一个童养媳出身的老妇，一九三三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于临武县城关镇东长街一个小土地经营的家庭，家中姐妹7个，她排行第4，因家庭贫困，父母无力抚养，刚满月30天时就被抱去临武县刘家村刘香林家做童养媳。
刘家也很穷，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全靠帮别人做长工、打短工、砍柴卖维持生活。她大哥每天砍柴三四百斤挑去离村子几里路远的李家庄卖，卖掉了笑眯眯地用汗巾抱点米回来煮米汤稀，卖不掉哭着回家连米汤稀也没有吃，全家人饿得哭成一团，都找娘要吃的，娘也没有办法，实在饿得厉害了就买点豆子，每人分一小杯和着开水吃下去算一餐。
面对贫困，她早早地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4岁时帮母亲担糠卖，天没亮就跟着母亲干活，担到天黑还担不完；四五岁时帮父亲看牛、采猪菜；5岁时跟着大人走六七里路去采猪菜，再用两个箩筐挑回来；8岁时学会做鞭炮引，每天从早做到晚，做的时间长了，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捻出了血，可是再出血也要天天做，做回的钱要帮家里买油盐用，母亲看到了，只能心疼地哭；9岁时学会了做龙须草席，龙须草席上面摆起水豆腐花很好看，卖得快、价钱也高，于是她回家去教父亲做，这样父亲就不用去帮别人打工了，父女俩每天一大早就挑起赶到集市去卖。去集市的路是石头路，不好走，父亲一双烂布鞋舍不得穿，每次都拿在手里，等快进集市了，在附近的田里洗了脚穿一下，卖完席子，又把鞋脱了拿在手里光脚走回来。1944年，原来把她许配给刘家做童养媳的那个男孩被“抓壮丁”当兵了，1950年就回了死信。在那个贫困、朝不保夕的年代，人命尤其是穷人家的命都是这样轻贱脆弱微不足道。
解放前穷人家的苦讲也讲不完，那时候她家没吃过一餐饱饭，没穿过一件好的衣服，下雪的天气也是每人一件破烂的单衣。她至今仍深刻记得她十几岁那年，原地委副书记王荐贤在地方打游击时住在她家，她问他：“为什么我们穷人家就那么苦”。他说：“快解放了，你们不要怕，再过不久解放军就进临武县城了，还会下农村来宣传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咱们贫苦农民要翻身做主人了”。于是她们一家都很高兴，期待着这样的好日子快点来。
王书记没有骗她们，不久政府就有人来了刘家村，当场宣布做童养媳的、当长工的、当丫头的、做小老婆的统统回自己的娘家，她听得很认真，回家讲给她娘听，她娘听了也很高兴，但又怕她回到亲生父母那个家，她看到母亲这种难过的样子，便对她母亲说：“娘你们对我都很好，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们的，你们放心，我们家不会像以前那样有了上餐没下餐了。”
她说对了，从那以后，她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首现是土改。解放了，农村里面要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分胜利果实。土改工作队来到刘家村要开个会，可是以前的苦日子把大家过怕了，都怕又是来抓去当兵的，没人敢参加。于是工作队搞“扎根串联”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就扎根在她们家，工作人员先做通了她父亲的思想工作，接着要她父亲“串”几个和她父亲关系好的村民一起去，父亲照办了。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凑齐了，会开起来了。工作队的人员对到会的农民说：“你们要成立一个村农会，还要选个农会主任，你们看选谁为好。”就这样，她刘香林大哥因为受苦多、也了解村里情况，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刘家村的农会主任。
选好农会主任后村里又召开了第一次村民大会，会上把全村人按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中农、佃中农、贫农划了几等，又将地主家的粮食、水田、房屋、衣服等东西全部搬出来，在祠堂大坪上堆得满满的分给大家，她们家分到水田20多亩，尽是好田。
当时她们都高兴坏了，她对她娘说：“这下我们好了，翻大身了，以后父亲和大哥在家耕田地，我可以去学校读书了。”她娘说：“好女儿呀，粮是有的吃了，但还是没有钱用啦，你在家做龙须草席，卖回来的钱给你扯衣服。先前你在娘身边十几年了，没穿过一件好点的衣裤。”她就对她娘说：“我父亲和大哥不会给别人帮工了，砍柴卖回来有钱用了呀。娘就这样好不好，我把龙须草席搬到学校去做，别人休息我不休，晚上、星期天都不休息，这样书也读了，龙须草席也做好了，卖回来有钱用了，还可以给你扯衣服呢。”
解放前她们家几代人没有进过学校门，连个大字都不认得，她想总在家困着也不是个法子，会光眼变瞎子，于是她找到村干部商量，在村里成立一所夜校，组织没有文化的姐妹们去读书，夜校就这样成立了。刚成立夜校时也有困难，没有灯看不见字，她就发动大家上山去搞松树油回来点灯读书。慢慢的，夜校越办越好，在这里，她学会了认字、写字，学会了唱歌、跳舞、唱小戏，大家都学得很认真，不懂的就问，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有时候还和她们在祠堂里架起戏台唱戏，她在每个节目里都是唱主角，十七八岁的她成了活跃分子。
有了文化，加上性格开朗，机缘巧合，她当上了村干部，还分别在1953年9月和1953年12月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1952年下半年，原地委副书记王荐贤在刘家村组织互助组，她任组长，那年冬天她们一起去乡政府开会，当时雪交加，路面结冰走不动，她们就用禾草绑在脚底，加上两只手，慢慢爬到乡政府。王书记当时对她说，木冲村是第一个互助组，她是第二个互助组，并希望她要好好办，还要发展。
1953年刘家村成立初级生产合作社，她任副社长，一上岗她就发动这个社十几户的妇女，能劳动的都投入到田里做农事，她带头，凡是田土的事情都争着做，着田提、田提上割草皮积爬、田里扯草、下谷种做秧田、犁田、耙田等等，田里收割谷子时，收割下来一担就是100多斤，她挑着就走，做出来的农活儿比农户做的还要漂亮利索，合作社的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茶。
1953年7月王海兰结婚了，是组织介绍的，当时她们的婚礼按照组织的提议，不要彩礼、不坐轿子、不请客，“打赤脚”去区政府扯结婚证，在乡政府举行婚礼，由区领导做主婚人，她父亲做证婚人。于是他们完成了一场简单又不失隆重的婚礼，大家看了都说她们两口子带了好头，把旧社会的那套旧做法全部废掉了，以后的青年人结婚都应该这样。
1954年下半年她被分到临武县楚江区政府参与“老社带新社”活动，具体负责下家湾村。为了粮食增产，她发动村民把村里池塘的泥巴挑上来作肥料，刚提出来时村民都不肯动，都说泥巴没用，肥不了农作物。她见此情形二话不说，三下两下挽起裤脚就跳下塘去，一个人把泥巴一担一担搬上岸来。第一担、第二担时没人动，第三担时岸上有人开口说话了：“我们看她是个小妹子，但做起事来真不错啦，我们都下去帮忙担吧”，这样一来，全村人合力把一口塘的泥巴都担上来，晒干以后翻进田里，成了好肥料，这一年下家湾村田里的粮食产量增产了100%。
下家湾住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大冲村。春节到了，由于工作需要不能回家，按纪律要到区政府吃了年夜饭后才到大冲村指定的住户家住下。区政府离大冲村有十几里路，她晚上8点多才走进住户家，她进去发现这家人一直还在等她回来吃年夜饭，碗筷都没动，她突然感觉内心暖暖的，老乡的淳朴和热情把冬夜的寒冷和行路的疲惫都一扫而光，她告诉他们自己在区政府已经吃了，吃的很饱、很好，让他们放心，他们仍旧不肯动碗筷，把她拉到桌边，说：“我们就是在等你呢，你一个女干部在外面，大过年的也没亲戚在身边，就把我们家当成你自己的家吧”，她只好捧着碗筷夹了几口米饭，大家才高高兴兴地吃起年夜饭来。朴实的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总是无比的真诚，干部的实干也总能换来群众加倍的信任。大冲村这家住户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后来她也一直叫他们父亲、母亲、哥哥、妹妹。
1955年临武县“拆区拼乡”，她从楚江区政府调回下洞乡任副乡长、妇女主任。1957年2月刚过了春节的第四天，县里召开扩大干部会，当时风雨交加，她已经怀孕快生了，还挺着大肚子坚持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第二天晚上就生了，在一个干部房里架了几块板子，临时喊来接生婆，好在孩子体恤她，很快就生了下来。
因为生在下雪天，她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刘雪夫，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她没时间照看他，吃了9个月奶就抱回去给养母料理了，只能每次下乡的时候回去看看他。直到现在，她的脑海中还不时出现孩子小小的人影和那时候去看孩子时的情景。那时孩子总是和老祖母在外面玩。她母亲告诉孩子妈妈回来看你了，小人儿听了，笑眯眯地拖着老祖母的手走到大门口，先将她的背包、雨伞接了过去，然后拖着她的手进家里让她坐，每次都要看她吃了饭才让离开……可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可爱的人只能活在她回忆中了，1958年12月，她不足2岁的孩子生庥治疗无效病亡，想着孩子临闭眼时叫的那声“妈妈”，她的心都碎了，一直以来她都忙于工作没来得及照顾孩子，也没为孩子做点什么，就这样离开了她……孩子离去的第二天她接到通知要去长沙开会，咬咬牙就这样又出发了，当时的干部出差都靠两条腿，一直走到宜章白石渡才有车坐，她一路走着脚都软了，从来没觉得这条路那么难走，那时候心里痛苦，好好一条路都变成一段天堑，好在后来她又有了两个孩子，慢慢地抚平了丧子之痛。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她任武星公社管委会副主任。
1960年上半年大公社又分公社（分东塔分社、城关公社、花塘公社、双溪公社），她在东塔公社。
1962年2月她调入临武县妇联，分工管维权这条线，下乡的机会多起来。当时纪律是不论下乡在哪里都要与那里的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6年调入临武县人民医院任党支部书记，这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她也被戴上高帽子满临武县城的游街示众，为保命被迫逃进深山老林，还曾在老乡家里的地窖躲藏过数月之久，但是最终她还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挺过来了。
1967年下半年她从人民医院又调回县妇联，分管文艺工作。
1971年调文艺工作队，担任指导员。当时文艺工作队规定每年下乡演出160场，在全城演出几十场，让她记忆犹新的是1975年为县人民代表演出，在安装戏台的时候职工王贵贵同志不小心踩空，从楼上掉下摔死，不过当晚这场演出任务还是完成了，第二天告诉死者的家人，把事情的经过给他们讲清楚，然后商量后事，死者父母同意安葬在当地。因王贵同志是因公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可以顶职，为了要个指标她多次到县宣传部找领导，到县里解决不了，她不甘心又多次到地区文化局找领导，最后地区文化局给了个指标，终于死者的弟弟王贤珍同志可以来文艺工作队上班了。同志们都说不是指导员下那么大决心是解决不了的。
1972年去南强沙树脚村演出，她们一进村，村里就杀猪招待他们，后来宣传部知道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她们不能这样，告诉村干部后他们都不高兴，扫了他们的一片真情，她们只好遵守上级指示。特别是演出完以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太阳又大又没有人来帮忙，只好她们自己抬着走。陈明大和另外一人（忘记名字了），用猪杆子抬着走了满身大汗，女同志扛着自己的行李走，剩下的东西都推给同志，配合的相当好，王海兰看到他们这种积极性，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1972年下半年去大冲公社油湾村演出，男同志走的快先进屋，贺武行同志挑起行李进屋就上楼，上去看见楼上摆着七口棺材，吓得马上下楼。女同志们进屋后贺武行同志告诉她们楼上有七铺床，要她们上楼睡觉，女同志们以为是真的，扛起行李就上楼，上去一看见是七口棺材都吓得哭着下楼了，那天晚上又下着大雨，演完戏后实在没地方安身，男同志们只好上楼睡在棺材底下，女同志们睡在牛栏的楼上。每一餐吃的都是洋芋装潢，油盐未放就吃光了。还有一次去武源公社演出，当时在公社门口的集市上演出了一场，后来又到二连去演，二连都是高山大岭。从公社去二连路程有20多公里，到那里已经是晚上，演完戏吃完晚饭各自搞好卫生，村干部安排睡得地方是两层楼的房子，女同志睡在二楼，男同志睡在一楼。睡了一会儿石世松不知到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烂东西，拖起哗啦哗啦的响，王菲说坏人来了，石世松说：“不是坏人，是豺狼来吃人了。”汤池华要指导员去看看，黄程祥说：“去不得，指导员要是被豺狼吃掉了，你们谁来带队”。睡了一会儿又拖的哗啦哗啦的响，王菲又大声叫起来：“狼又来吃人了”，曹夏光答到：“还是要陈明大去门边睡，他人高大有力气，狼来了也推不开”。这天晚上，大家笑翻天了，王菲哭翻天了。
从二连下山回来，回的那条路一路上没看到人，这条路冬茅草又多又高，比人还高。王菲问：“这是什么地方还有水通下来”，石世松说“摔死马”，王菲答到：“马会到这里来吗？”石世松说：“已经来了”。后来王菲走了两米远就摔了一跤，石世松说：“我说了摔死马，你说马会到这里来吗？你摔了一跤欠摔死，你就是马”，这下王菲又哭的翻天，大家笑得翻天。
1974年去江华白忙云区演出，开始准备了小打小唱的节目。唐向阳同志听后说改演三打白骨精，原来票价2角，改演后票价4角，观众还买不到票。白忙区委李副书记跟她说要求来演两场，我想一晚演两场演员太辛苦了。李副书记说：“这么多群众在外面站着没有看到戏到时会踩死人，前不久因看戏已经踩死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像这种情况我这个区委副书记怎么当下去。”王海兰把这种特殊情况告诉大家，大家都表示克服困难并答应李副书记演两场。
在文艺工作队时还有一件令她难以忘怀的事情，当时她住在俱乐部，因工作下乡，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他两兄弟分工做事，大儿子刘跃平负责买米、买菜、挑水、煮饭菜，小儿子刘亚增负责洗碗、扫地、烧开水，有一次她父亲写信告诉她说，她大儿子刘跃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又被一个同学踩了一脚，造成右手脱节，她父亲叫了个草药医生给接好了，在接骨头的时候草药医生使劲地扯，在扯得时候痛的出了一身大汗，她父亲怕没接好，又请另一个医生来看，这个医生拖起他的手乱动，结果这个原来接好的地方又受伤了，又重新接了第二次，痛的他直叫妈。当时她边看信边哭，本想请假回家，想起同志们在外面那么辛苦，还是舍不得离开同志们，同志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也很心疼，都很关心，最后她还是没有请假回家。
1978年调临武县百货公司当副经理。
1981年调临武县招待所。
1984年机构改革，又从招待所调回县妇联当协理员，负责维权工作。维权工作经常要面对上访人员，这期间她接待的维权案件有近300起，这些案件有的在办公室解决了，有的和公检法下乡去解决的，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1991年她在临武县妇联退休了。现在经常参加一些老年活动，和老姐妹们打打门球、打打牌、聊聊天，这在县里的老年大学舞蹈班里当班长。虽然也经历过几次大病，但是儿孙孝顺，现在医疗条件也好，日子越过越好。
现在她已84岁高龄了，她曾遭受过贫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年轻时也曾没日没夜的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付出了所有的力量。她任党的干部这几十年，参与过各种农事生产、协调解决过宗族斗殴、指挥过水库建设，也为普遍百姓解决过家庭纠纷、邻里罅隙。
王海兰，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