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5后”学者爸爸的育儿“心经”
一个“85后”学者爸爸的育儿“心经”
构建父亲角色 化解父职履行障碍
80后作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一路走来，被贴上诸多标签：从童年时被称作为“小皇帝”，到青少年时的“最叛逆一代”“垮掉的一代”，再到如今步入中年时的“保温杯里泡枸杞”与“鸡娃”，躲在这生命历程背后的是时代变换与生活琐碎之间的纠缠。然则在这纠缠间，父职却是一个常被忽略、抑或是在探讨母职时而被动提及或被批判的话题。笔者作为85后，去年喜得一女，过去一年的育女“心经”和一直以来进行家庭研究的学术背景，让我对这个话题有了初步的发言权。我的直观感受是80后爸爸在履行父职时的进退维谷。
当然，首先必须认清的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80后的父职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由父权制下“女主内、男主外”性别分工所导致的爸爸规避育儿责任，将妈妈置于“丧偶式育儿”境地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我国女性较高程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又与经济阶层问题相关联，引出了老人隔代育儿、育儿嫂雇佣，以及在职妈妈家庭-工作平衡与全职妈妈心理健康等议题。还有些学者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索，指出在本就不均衡的育儿时间中，爸爸往往承担的是陪玩一类的工作，而妈妈则更多做的是事务性工作，如换尿布、准备食物等。在倡导性别平等、个性独立的社会氛围下，对大多由独生子女组成的80后夫妇来说，父职的缺失显然是婚姻关系出现危机的导火索。
但80后爸爸们要履行好父职，却也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面临着不少的障碍。其一便是他们的掌控型的父母。“人家男的在家里（对带孩子）都是不说话的！”在屡屡插手带娃，以实际行动质疑丈母娘的育儿方式后，她终于对我展开指责。笔者的经历是80后爸爸履行父职时的一个尴尬缩影。作为曾经家里的“独宠”，80后一代在享受事事被父母安排周全的同时，也往往接受了父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尽管我们也会用种种叛逆去挑战和颠覆这种掌控。这种微妙关系甚至在“为人父”后得到了延伸：父母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去找回和实践这种掌控感，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80后们也大多习惯于或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而在与父母就育儿做的“缠斗”中，年轻爸爸们往往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败下阵来。往沙发上一瘫，做个“甩手掌柜”倒也乐得清闲，还美其名曰处理家庭关系的智慧。
其二，还不能忽略配偶对父职履行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的侵袭下，育儿正日益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高度市场化行为。笔者的夫人还在孕期的时候，女性朋友就发来一份长长的清单，内含200多项孕晚期要准备好的用品，基本都是国外品牌，她还特别强调，这已经是她精挑细选后的精缩版。另外，由于不时会访问一些育儿论坛，笔者的夫人已经在开始焦虑孩子今后的学区、特长培养、补习班等事宜，并开始着手联系一些热门的亲子班、托班等，在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性别研究中一般会使用“认知劳动”这个术语来概括这类行为，并认为这些劳动往往在考察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时被忽略。一些家庭研究文献会关注男女在育儿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女性大量进行育儿认知劳动，而男性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给钱和做决定。但需要反思和提防的是，是否这种“育儿认知劳动”正滑向“育儿认知过劳”？对育儿要投入的认知劳动的度到底在哪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反思。现实当中，往往是妈妈们建构和发起关于育儿的某项议题，在同辈群体压力的发酵下，迅速形成家庭动员并要求爸爸们跟进。如果爸爸们对议题的重要性产生质疑并迟于行动，则他们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够关心育儿、懒于履行父职，并在后续的育儿行动中被边缘化。
其三，当前社会舆论氛围对父职履行并不友好。爸爸带孩子往往与“粗糙”“随意”等标签相关联。一些关于爸爸带孩子的戏谑的说法广为流传，如“爸爸带孩子，孩子活着就好”“父爱如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许多网络视频也在不断加强这些刻板印象，它们的主题往往都是凸显爸爸们的粗心，通过塑造爸爸的不拘小节与孩子的无辜和萌的形象对比，从而迎合人们的“爸爸不会带孩子，不能要求高”心理预设。基于个人经验，笔者对这些现象是相当不认同的。笔者有几位新手爸爸朋友，他们照顾孩子时的细心和责任心绝不输于任何妈妈。笔者自己一开始给女儿剪指甲也出过差错，但后面总结教训后，女儿每次都比较配合，过程都很顺利。这让我们相信，“爸爸粗心糊涂”是个托词和污名标签，爸爸们通过多参与育儿，一定能够把这顶帽子“扔进太平洋”。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要打破“母性”“母职”的玄学，强调母亲角色的社会建构。同理，我们也应该着力帮助爸爸们建构起父亲的角色，而这恐怕也是突破当前父职进退维谷局面的一条核心路径。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为例，夫人整个孕期的检查我基本都陪同在场，第一次看到B超报告单上写着“发现孕囊，有胎心”等字眼时的激动场景仍历历在目；参与医院定期举办的育儿讲座和实操培训班；我还引以为豪的是，陪同夫人进了产房，在她最疼痛的时候送上安慰和支持，并亲手为女儿剪断脐带。必须承认的是，这其中的一些活动是在和夫人商量后，或者是在夫人要求下我再参与的，但它们切切实实地建构了我履行父职的心理和行为基础。而这些基础又在目前女儿对我的特别亲近中得到强化。
对于80后的爸爸们来说，父职的履行虽然面临着不少障碍，但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父亲在育儿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将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也应看到，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积极促进因素也在不断涌现。以男性陪产假为代表的支持性政策的完善就有助于化解父职履行的结构性障碍。展望未来，夫妻间更为平等的育儿投入既需要个体去修炼化解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难题的内功，也需要纠偏社会舆论，营造更为友好的父职履行的舆论环境。达成这些目标将不仅有助于促进家庭层面的健康婚姻关系和优生优育，它对于实现性别平等、破解国家生育人口减少难题，进而保障国家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