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暴打弟弟的女孩贝思：心中藏着噩梦
你或许想不到，今年57岁的香港知名演员黄秋生，一年前曾对着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镜头说：“我发现原来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
作为一名成功演员，他曾经有多不开心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原来，黄秋生在童年时期有着非常不幸的经历，父亲在他4岁时抛妻弃子再未回来，“我妈是自杀专家……婴儿的时候，她灌我喝洗衣粉。我用了很多时间，才从她的阴影之下走出来”。
直到去年，黄秋生终于找到了两位同父异母的英国哥哥，虽然父亲已经过世，但和两位哥哥见面后，他还是发出了这番感慨。
黄秋生的经历，被称作“童年期不良经历”。近日，湖南省妇女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风险评估与特殊群体权益保护中心副主任陈云凡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青春期某些学生出现的校园欺凌、殴打父母，甚至弑母杀父等极端案例都不同程度地与童年期不良经历相关。
没有被童年不幸经历击倒的黄秋生是幸运的。但是，和其他在儿童时期遭遇不良经历的受害者一样，黄秋生也曾在痛苦的泥潭里挣扎。这种挣扎或许会成为折磨他们一生的身心伤痛，也可能会导致他们青春期出现行为偏差的概率变大。
名词解释>>
童年期不良经历指的是0-7岁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遭受的多种形式虐待，以及家庭功能失灵等逆境。
抽样调查>>
七成以上儿童有过“不良经历”
“调查结果让我非常吃惊!”3月15日，陈云凡在与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聊起他近期所做的儿童期不良经历调研结果时十分感慨。
几年前，陈云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高风险家庭儿童防虐体系研究”，他从湖南、江西、北京和广东的几十所学校的不同年级，选取了4230名9-14岁的儿童进行整群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七成多的儿童遭受过不良经历，而仅有不到三成的儿童没有遭受过不良经历。
“儿童期不良经历”的概念由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早提出，分为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以及11类家庭功能障碍。
抽样调查结果还表明，相较城里孩子，农村儿童的不良经历发生率更高;如果孩子母亲的文化程度更高一些，那么儿童遭遇不良经历的几率就会下降;男童则比女童更容易遭受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而女童比男童更容易遭受情感虐待。
陈云凡还告诉记者，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习以为常”的教养方式，也可能成为孩子的早期不良经历，“比如过分关注手机，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再比如对孩子实施体罚或者训斥，或者是当着孩子面激烈争吵”。
极端案件背后是童年期不良经历的累积
“有过儿童期不良经历的人，对他人可能充满不信任和疑虑，甚至是愤怒和恐惧。”陈云凡说。
拍摄于1992年的美国纪录片《ChildofRage》，被称为“社会工作者必看的影片”。影片中，小女孩贝思曾遭到亲生父亲的强暴和冷落，她和弟弟被一对夫妇收养后，她经常会进入弟弟的房间，击打他的肚子，用他的头撞地板，不顾弟弟的尖叫和求饶。她会虐待动物，将鸟巢里的小鸟拎出来，拧断它们的脖子。影片中，贝思用天真无邪的眼神若无其事地说出“我想杀了他们(父母和弟弟)”的时候，让人不寒而栗。
陈云凡告诉记者，贝思的故事，是童年期不良经历中较为极端的案例，“童年期的不良经历不一定导致极端案件的发生，但会增加发生概率”。他认为，近几年发生的“山东大学生刺死陪读母亲案”、“北大高材生弑母案”等极端案件，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童年期不良经历累积而导致的极端案件。
不仅是家庭暴力会“遗传”
陈云凡认为，如果孩子在儿童期遭遇的不良经历因子累积达到3个或4个以上，那么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出现行为偏差的概率就会很大。“比如说，这个孩子同时遭受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父母间暴力四种情况，那么他在青春期出现行为偏差问题的概率将提高4-6倍，品行问题、情绪问题等会极为常见。”
更让人担心的是，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深远。
“比如家庭暴力行为经常会在两代人之间传递——经常遭受父母或主要照顾者打骂、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容易对其周围人虐待或者使用暴力。”陈云凡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吸毒者容易出现诚信问题，“所以这些家庭的孩子身上更容易出现不相信任何人，并经常撒谎的情况”。“遭受儿童期不良经历的种类越多、时间越长，在成年时期发生身体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越高，比如饮酒问题、肥胖症、失眠、抑郁、自杀倾向、性传染病和心血管等疾病。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导致青年时期的妊娠期健康和产后抑郁风险，以及成年期慢性疾病风险增加。”陈云凡说。
应对办法>>
多元保护机制首重预防
如何避免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发生?在陈云凡看来，必须建立多元的保护机制，而预防是最重要的一环。
“当时那名父亲去上班，把从农村老家来城里度假的女儿独自留在工地宿舍。父亲临时有事回了宿舍，一开门就发现他的一名工友正准备性侵他的女儿。”陈云凡用一个未遂的案例来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很多工地都是集体住宿，没有安全防范措施。父母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进行预防，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为‘候鸟儿童’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
陈云凡认为，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就是做好预防的典范措施，“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是儿童被性侵案件中比较常见的特点。建立教职工入职查询制度及从业禁止制度，能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建立起儿童风险监测保护数据库，并修订相关法规，确定童年期不良经历儿童保护体系的法律程序，实行风险排查与干预制度，以便相关部门及时介入。”陈云凡建议。
拓宽家庭教育范畴
除此之外，陈云凡认为，家庭的作用不可或缺，绝大部分儿童期不良经历都发生在家庭中。“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我们的家庭教育经验还来自于上一辈人的积累，经验极其有限。”陈云凡坦言，家庭教育的范畴需要拓宽，“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我们应该整合社会力量，为不同风险等级的家庭制定以家庭教育为主的干预方案。”
在有经济困难、身心障碍、隔代、单亲、流动、受刑人员等情况的家庭中，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率更高。陈云凡认为，应该重点为这一类家庭提供相应的家庭教育方案与活动。
陈云凡还建议建立“社工+志工+妇干+X”的服务队伍联动机制，社会工作者负责风险评估和干预，志愿工作者负责技术支持和辅助，妇联干部负责资源联动，“X”为相关联动的职能部门。
所有的设计，都指向一个原则——尽可能早地发现和干预童年期不良经历。陈云凡说，童年经历会塑造每个人的个性与价值观，如果有一段记忆像挥之不去的噩梦，会不断把人卷进痛苦的情绪深渊，继而带来心理和生理的多重问题。虽然精神医学、心理治疗与辅导能够帮助部分人走出梦魇，“但成年人的复原，比儿童和青少年更加艰难，代价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