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专项清查行动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表示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权益。
当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如何完善反拐长效机制，强力打击拐卖犯罪，听听专家的建议。
拐卖妇女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本文作者认为，进一步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专项清查行动，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
拐卖妇女犯罪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
拐卖妇女犯罪把女性奴役化、工具化、商品化，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2021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上70%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是女性，其中50%受到性剥削;在欧盟人口贩运中，近四分之三的被害人是女性，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被害人中92%是女性;在线贩卖人口增加到案件总数的30%至50%左右。
国际社会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与人口贩运相关的交易高达1500亿美元。新冠疫情可能冲击国家的惩罚与保护能力，加剧脆弱和边缘人群的被害风险。2020年全球各地区所发现的被贩运人数，据不完全统计，东亚等国发现2884人，为上年的20%;非洲约2.85万人，为上年的67%;美洲为1.11万余人，是上年的89.9%;欧洲略升至上年的104.55%至1.82万余人;南亚高升155.76%至约4.51万人。
人口贩运犯罪是世界性难题，尽管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刑峻法予以严厉打击，如美国法典对人口贩运处最高20年监禁，有绑架、性侵、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情节的处2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对买卖双方、共犯和阻碍执法者同罪同罚，不少国家在刑法之外还出台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反奴役法、人口贩运被害人保护法等，即使这样人口贩运仍屡禁不止。
落实反对拐卖妇女的政策法规势在必行
我国自1979年以来连续出台政策法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拐卖妇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集团犯罪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上、强奸、强迫卖淫、致人重伤或死亡、卖往境外、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导致重伤或死亡后果的案件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收买人的收买行为与强奸、非法拘禁、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等行为数罪并罚，但收买人不阻碍回原居住地的被拐妇女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21年9月我国公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要求严打拐卖妇女犯罪，体现了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的政策趋向。
但也应看到，跨区域拐卖妇女案件屡禁不绝，跨国拐卖、网络拐卖也并不鲜见。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的反拐要求势在必行。要深入实施反拐行动计划，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和犯罪团伙，整治“买方市场”，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并帮助其正常融入社会，打击跨国跨区域拐卖妇女犯罪，树立我国对买卖妇女犯罪的严打态势，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长期不懈努力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了加大预防和打击力度、加大投入、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的更高要求。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等各层面严格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性别平等深入人心，宣传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对收买人的强奸、非法拘禁、残害等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对拐卖人的强奸、绑架等作为加重量刑情节适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法对买卖双方所规定的刑罚仍存在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与绑架罪相比，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进行绑架仅仅是拐卖的起始行为，拐卖妇女不但以牟利为目的，且常常是结伙、多次、流窜作案，更有强迫卖淫、强迫生育、强迫劳动、强奸等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显著重于绑架，处罚上却不见得更重。又如基于买方责任小、社会危害性也小于卖方的错误观念，实践中对买方的量刑显著轻微，须知在某些案件中正是由于买方在收买后长期实施强奸、强迫生育、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绑架、残害等严重犯罪行为，并造成被害人无法逃脱的困境，因此买方同属主要责任方，其社会危害性不小于卖方。
充分运用DNA、GPS、人脸识别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打拐执法力度。现代技术可准确识别个人身份并准确定位，建议可充分运用到办案中。例如，通过天网工程等使用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对人、车辆等予以排查，对于识别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起到重要作用。只要被害人曾暴露在监控系统下，使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其人脸信息即可得知去向及同行嫌疑人。建议也可共享“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即团圆系统，还可遵循自愿原则将被拐妇女近亲属的DNA输入国家DNA数据库中，借此增加发现被害人的机会。但人脸信息和大数据筛查对于保护个人隐私权十分重要，为避免被滥用，建议可在公安部层面设置面向基层打拐工作一线的统一登记、查询、报警、解救指挥系统。
建议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清查专项行动，完善对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机制，打击拐卖妇女上下游全犯罪链，推动清查行动常态化。重点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对于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穷困边远山区等进行清查，有助于发现被拐卖妇女的线索并有利于早期预防。
建议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加大对被拐妇女的保护和发现力度。例如，鼓励举报，建立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为其身份保密的制度;又如，被解救妇女的证言属被害人陈述，建议借鉴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站式询问取证做法，避免多次取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严禁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保障男女性别比逐渐实现平衡，减少收买妇女为妻或者作为生育工具的非法需求。
总之，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密织法网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政府执法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做好犯罪预防和早期发现工作，及时解救、妥善安置被拐妇女，保障其尽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祁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