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改善农村妇女生育三孩困境，湖南学者这样建议
一年前的寒假，湖南学者胡桂香做了一个决定。她放弃休假，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益阳沅江市草尾镇西村做了一次关于“三孩”的田野调查。
胡桂香是长沙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她一直跟踪关注生育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生育政策和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并将视角延伸到后来的“单独二孩”“双独二孩”“全面两孩”“三孩生育”政策。
在人们普遍印象里，农村崇尚多子多福，人们应该十分乐意生育三孩。然而胡桂香在西村访谈了20位西村的农村育龄妇女及她们的丈夫和婆婆，调查结果却并非如此。出乎意料地，90%的育龄妇女表示不会生育三孩。有人说，生孩子让夫妻分离，她不得不独自留在婆家，成为“留守妇女”，这让她感到不安;有人因为不赚钱，在丈夫面前矮了一头。更现实的是，多孩的生育、抚养的经济成本可能是她们无法承担的。
不久前，胡桂香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生亦或不生：“三孩”政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一文，并发表在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立马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这只是一个相当微观的田野调查，但人们终于在城市女性的需求之外，开始看到通常被忽视的农村妇女的需求和困扰。
“三孩政策不仅是人口政策的问题，也是社会系统的问题。”胡桂香说，“三孩”政策的实施除了对人们的养老预期、社会习俗、经济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性别角度来说，它也与两性平等、女性发展息息相关。尽管这一个村子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的情况，但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样本。“这些女性是活生生的人，她们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当政策的实施影响到她们，我们应该去尝试听到她们真实的想法。”她说。
留守妻子的“恐惧”
西村人世代以种植水稻为主，是一个杂姓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的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如今，80后、90后作为打工主要群体，在成家后也会回村来，把家安在村里。但成家后，丈夫会选择继续外出务工，而妻子则因养育孩子而被迫留守。
“我曾经和丈夫一起在长沙打工，现在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目前我只能专门在家带小孩，有次他回来我看他手机，看到了别人给他发的暧昧信息，我非常恼火，与他大吵了一架。他说是别人开玩笑的，怎么可能……”一直在村里留守的王晴(化名)告诉胡桂香，夫妻分居给她带来情感上强烈的不安全感。同样在家留守的郑丽(化名)也在访谈中表示，虽然对婚姻有信心，但夫妻还是待在一起更好。
“每天带孩子，赚不了钱，不仅没有安全感，也抬不起头。”除了分居带来的感情危机外，让留守妻子感到苦恼的，还有随之带来的家庭地位不对等。
生了两个孩子的许云(化名)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她回忆：“生孩子之前，我在柜台上班，有固定工资加提成，想买衣服、化妆品可以自己做决定，他也很细心，在家里家务事都会一起做，感觉好幸福的。”但现在，生养两个孩子家庭负担加重，丈夫外出打工，许云带着两个孩子，用钱只能找丈夫要。“每次我说他用钱大，请客吃饭多，他就会说你管那么多，他还会嫌弃我用钱大。我都没买什么衣服和化妆品了，他一点都不体恤我，体恤家里的难处，我要是有工资，我才不想管他……”
多孩生育也带来了一些婆媳矛盾。在生不生三孩的问题上，婆婆们或者夫家都希望家庭增添更多子嗣，但二孩妈妈们意愿并不强烈。如西村生了一个儿子的小于(儿子已7岁) ，公公婆婆都希望她继续生二孩，婆婆认为媳妇太好玩了，没有一点责任，对她产生了很大意见。“我媳妇吧，生了一个男孩，其实他们再生一个两个我们都没意见，都希望他们赶紧生，至少还生一个吧。她老是说没有时间带，其实我还只有50多岁，我可以帮忙带。然后又说生孩子花钱，跟我们说这样要花钱那样要花钱，那别的人家不也要养大带大啊。她其实就只想玩，其实这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带得多，他们带得少。”
另外，在养育照顾几个孩子的过程中，因为婆婆养孩子与妈妈养孩子意见不同，留守妻子又失去了丈夫这个缓冲带，很多外嫁女感到孤立无援，也大大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为什么不敢生、生不起?
像不少女性一样，摆在西村妇女面前还有年龄的一道坎。在西村接受访谈的20名妇女中，除了正在怀孕生一孩的3位育龄妇女在25岁左右外，其余的都年近30岁，占到80% 以上，其中有5名已经35 岁以上，1 名已经43 岁，这6名高龄孕产妇占到总人数的30% 。
那些生了一孩之后如果再生二孩、三孩的也一般都成为了高龄产妇。高龄孕产妇不仅受孕率低、流产率高，而且在怀孕期间容易产生很多的并发症。
而与之相对的是，农村的医疗设备相对城市来说更差，在农村地区孕妇参加孕检的次数也相对要少，那么发生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就相对增大。
生了两个儿子的张丽(化名)37 岁才怀了二孩，她告诉胡桂香生 “二孩”吃了不少苦。
“我第二胎是意外怀孕的，我没有想过再生一个，但老公多多少少有想生的意思，怀了之后我就想那就算了吧，要是生一个女儿就最好了，怀孕时比较难受，后来七八个月的时候，全身浮肿，腿上亮晶晶的，医生说是妊娠糖尿病，还连带有妊娠高血压，那时吃得太多了，以为能吃就是好事，但是我吃了那么多，孩子生出来还是不健康，不仅营养不良而且还有新生儿的一些疾病，镇上的医院建议送到大医院去，于是第二天就送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在那里待了十几天，用了好多钱。”
同村的小李也表示，自己“莫名其妙地流产了，怀疑可能是29岁高龄产妇的缘故。”
湖南危重症产妇治疗专家张卫社也曾指出，基层乡镇医院不能在早期识别出高危孕产妇，是产妇出现危重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农村妇女并没有足够的医疗保证，她们即便是高龄产妇，风险较高，也不会选择长途跋涉，进城生孩子。
“我问她们做哪些产检项目?她们会说，产检很贵，不会经常去做，”胡桂香说。这些信息其实从侧面提示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育保障是有一定缺位的。
生育保障之外，还有教育成本。胡桂香所调查的西村边上的另一个村，受此前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生源不够，小学与初中都撤销了，目前没有小学，没有初中，也没有幼儿园。家长们商量要包车上学，也有的家长要到当地乡镇去租房陪读，一年的开支其实很大。此外，农村的小孩托幼与教育问题比城市更为困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教学质量也不如城市。
改善生育困境，她有这些建议
“总之，生育绝对不是一个单纯问题。”胡桂香说，从性别角度来说，“三孩”政策的实施可能会让留守妇女增多并随之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要使“三孩”政策在农村更好落地，不仅需要采取相关的激励、奖励措施，更需要从普及生育保险制度、加强性别平等意识教育以及完善托幼、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下功夫。
那么，如何在执行过程中注入女性视角，同时也要关注农村的实际困难呢，她建议可以从以下四点进行。
全面普及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制度。医疗卫生等相关部门也要不断健全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务网络，加强出生缺陷筛查、诊断和治疗康复等机构的建设，并加强相关政策研究，探索将出生缺陷防治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制度的长效机制。
将“三孩”家庭补偿优惠政策纳入政府民生工程。如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据本地实际，围绕“小康家庭行动”“新农村、新家庭”创建活动，在子女入学、科技帮扶、小额贷款和农业开发扶贫等方面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引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勤劳致富，提高其家庭发展能力。
解决农村托幼、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问题。如政府财政要加大农村公共性、公益性、普惠性的托儿托管、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资源以及儿科医疗资源等事关孩子成长的资源供给。
加强性别平等意识教育，推动性别分工实践的平等化。一方面，要调整性别分工观念，树立正确的性别分工模式，减少家务分工的不平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对私人领域内性别平等分工的宣传;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育儿模式，要求男女两性共同承担起育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