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大学生结婚意愿高于预期，但为何走向“个体式婚姻”
随着各省份陆续公布2021年统计数据，一些新的人口变化趋势引发关注。
截至2022年5月，中国已有31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大数据，其中11个省份的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5个省份首次转负。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763.6万对，创下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1987年，荷兰学者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下称《报告》)发布，揭示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轨迹与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某些关联。
该《报告》抽取了9775份受访者样本，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0.3岁，来自全国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22个省份的26个城市，受访者中女性占比50.95%。对受访者的调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恋意愿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观以及大学生互联网参与五部分。
李婷及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从总体数据来看，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但她强调，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发现是，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她说。
研究同时指出，年轻人面临的婚育阻力呈现出性别差异。“住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李婷解释：“这提示我们要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青年人的婚恋观为何值得关注
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那么乐观。同时，网络上弥漫着低生育的情绪。如果低生育欲望还将持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可能还没见底，还要持续走低。
生育之外，在婚恋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普遍需结婚生子)的国家。从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来看，已经差不多完成婚育轨迹的人，确实呈现出普婚的趋势，结婚率很高。但李婷及研究团队想知道，随着代际更迭，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维，人们对婚育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叠加低生育欲望，人口形势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因此在人口学角度，李婷认为，很有必要关心年轻人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
再者，基于社会学角度，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个体主义兴起，人们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在中国，家庭一直作为社会运作、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李婷及团队想观察，当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家庭文化转向崇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们对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信念，是否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人口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李婷及团队选择研究青年人的婚育观。
“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报告》发现，有61%的大学生表示会结婚，有30%表示不确定，真正明确表示不结婚的只有7%。研究对象是最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
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家对婚姻的期待没有太大动摇，也就是说，目前婚育观念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
青年对于婚姻观念的主流不是“反婚”，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婚姻制度也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革，年轻人并没有抛弃婚姻。但研究发现，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发展性的变化，也可以说，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以前，很少人问为什么要结婚，是因为自然觉得要有个伴儿。但现在的年轻人中，这样的观点已经淡化。他们觉得结婚生育不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恋、生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在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要恋爱”这个问题，排名第一的答案选项是：“恋爱可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与进步。”“为什么要结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及情感的交流。”“为什么要生育?”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陪伴孩子成长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男女在结婚意愿上有何分别
研究发现，在抑制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男大学生最大的顾虑为结婚成本，女大学生受结婚阻力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促进结婚意愿的因素上，男大学生看重生命历程，女大学生更关注支持功能。
李婷觉得，男女在结婚意愿上的差别主要出于对自身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不同。男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更在意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是，你只有足够成功，才能养得起一个家庭，这也是男性对自己的定义和要求。
从女性角度来说，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重要改变，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照料者，或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她们渴求并愿将自己定位为bread winner(注：给家里挣面包的人)。现在一些年轻女性不愿婚育，并不是因为不想要家庭，而是面临着延伸到公共领域的歧视，她们只能这样选择。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婚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不因为他们传统，也不能说这是阻碍进步的观念。男性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潜在成本其实远高于女性。如果一名女性事业发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顾得很好，人们不会觉得她失败。但如果一名男性失业，只负责照顾家庭，社会对他的苛责会更多。要改善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在制度上怎样保证女性在市场上不受歧视?如何激励，才能使男性进入家庭领域?市场、制度和个体的多方面协作，才能改善或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报告》中提到，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1.36个。如何理解这一数据?李婷解释，在研究中设置理想子女数这个指标是为了呈现生育观念的转变。如果大学生理想子女数在两个以上，可以说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没有发生大幅度转变。如果理想子女数低于二，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倾向于少子化，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发生了变化。
当把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两个指标放在一起，研究看到两者的差异，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比如，在他的理想中，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情况，但现实中，他只想生一个。理想的生育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阻碍人达到他的生育意愿。从政策角度来看，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中间的差距，就是政策可以发力的地方。
通过研究，李婷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育阻力更大，女性明显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生育的冲突，相比之下，男性在这方面感受到的冲突更小。同时，研究也发现，在风险社会，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阶层分化。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抱有更高期望，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大，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APP使用习惯影响大学生婚育意愿?
《报告》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即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程度，研究其与大学生婚育观的联系，这部分的研究发现能否带来启发，甚至改善当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认为，很多人说，研究发现，习惯使用某个APP的人普遍生育意愿低，那国家是不是就要把这个APP关停?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把这作为治理手段。而是想探讨，传播技术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人的婚育观，又实际对人的婚育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之所以要关注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是“Z世代青年”(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95后”，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和70后、80后不同，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圈层化的文化。这种圈层化既体现在他们有许多亚文化爱好;也体现在因为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机制，有不同偏好的人开始习惯使用不同的APP。这样的聚合越来越多，不同APP之间出现价值观念上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研究发现，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但李婷一再强调，研究没有做严格的因果推断，《报告》还没有严格证明大学生APP的使用习惯会影响其婚育观。
这部分研究想呈现的是，在不讨论因果的前提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圈层分化。